美國總統川普的政治影響力，一直是學術界與公眾熱議的焦點。在近期的學者對談中，三位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格森（Niall Ferguson）、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和科特金（Joel Kotkin），就川普的「影響力」與「歷史地位」展開了深入而激烈的辯論。

當三位與談人被要求對川普的影響力從 1 到 10 進行評分時，漢森給出了 7 分，弗格森則給出更高的 8 分，而科特金選擇暫不評分，認為現在定論為時尚早。

弗格森主張，無論川普最終政治生涯如何收場，他都堪稱是戰後美國最具變革性的總統。

他將川普的變革性歸納為三個層面：

• 國內政治： 川普用「街頭化」語言取代傳統精英話語，藉由社群媒體繞過主流媒體，以非黑即白、對抗性的「MAGA」旗幟，將本土利益和民粹訴求推向政治核心。
• 國際經濟： 他打破了戰後「自由貿易」的共識基石，為了製造業回流和彌補財政缺口，對盟友與戰略對手築起關稅壁壘。
• 國際秩序： 他不可逆地破壞了戰後國際秩序，退出多個國際組織與條約，將美國從「規則維護者」轉變為「規則破壞者」，同時改寫了美歐戰後同盟邏輯。弗格森更指出，川普是首位完全理解並利用網路對公共領域顛覆性改變的總統。

漢森則認為，川普正憑藉一己之力推翻進步派的政治議程，掀起一場「全方位反革命」。

他將川普的行動比作法國大革命中的「熱月政變」，系統性地反擊進步主義推動的身份政治、「覺醒文化」及 DEI（多元化、公平與包容）項目，試圖重建以美國傳統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秩序。

然而，科特金卻對川普的歷史影響力抱持謹慎態度，他強調川普的影響可能只是短期的。

科特金認為，川普的核心作用僅限於推動共和黨轉型，無法代表美國社會的整體結構性變化；此外，民眾支持其政策目標（如強化邊境安全），並不等於認可其具體執行方式。

最重要的是，美國社會深層的結構性力量（如人口結構和顛覆性技術）對國家走向的塑造作用，遠大於單一總統任期內政策的長期影響力。

川普外交：「尼克森衝擊」與「反應式威懾」

針對川普的外交理念，弗格森和漢森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解讀。

弗格森認為，川普的政策更具「尼克森式」特徵，而非傳統的傑克森主義或孤立主義。

他指出，兩者在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追求「和平締造者」身份以及推行激進國際經濟政策上高度契合。他將川普對烏克蘭危機的界定，比作尼克森當年的「越南化」策略，並認為川普的經濟政策靈感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尼克森衝擊」的變革。

漢森則將川普的外交策略概括為「反應式威懾」，其核心是「先警告、後精準反制、見好就收」，以避免陷入長期泥潭。

川普的外交選擇以「共同利益」為標準，而非意識形態劃線，他的「不可預測性」成為成功威懾對手的關鍵。

漢森認為，第二任期的川普更加激進，展現出「強勢的破局者」形象，目標始終聚焦於「消除特定威脅」，而無意於介入他國「國家建設」或「民主輸出」。

務實對中關係：從經濟競爭到「大交易」轉向

談及中美關係，弗格森指出，川普實際上將中美競爭的核心判定為經濟競爭而非地緣政治競爭，並正是他率先開啟了對中國全面戰略競爭的時代。

川普推動「美國再工業化」以解決製造業外流問題，將中美競爭的勝負手定於 AI 競賽。

不過，弗格森觀察到，川普的對中政策正呈現從強硬對抗到尼克森式「大交易」的轉變趨勢，即朝著與中國達成外交妥協的方向邁進。

他認為，基於中國在能源和稀土領域的強大優勢，對「務實」的川普而言，台灣問題可能被視為一個談判籌碼，而非美國的核心利益，目的是為了達成更全面的對中「大交易」。

財政危機無解？「靠增長化解困境」被指空想

談到美國現在的財政狀況，弗格森直言，美國正處於完全不可持續的財政軌道上。

他認為，川普政府出於政治權宜，從未打算穩定公共財政，因為福利制度改革在政治上風險極高。

雖然財政問題根源可追溯至小布希政府時期，但其持續惡化已威脅到美國的軍力現代化和戰略威懾能力。

不過，弗格森將評斷川普執政成效的標準，聚焦於其在與中國等競爭對手的博弈表現，而非國內財政改革的推進。

漢森則認為，川普政府的財政核心思路是「靠經濟增長化解財政困境」，且絕不觸碰福利制度，但這套方案空想色彩濃厚，實質上是自欺欺人。

該方案包括五大設想，均面臨落地隱患：

• 吸引巨額外國投資，但多為口頭承諾，難以追蹤兌現情況。
• 大力發展能源出口，但缺乏明確的產能供給支撐。
• 依賴關稅創收，但關稅收入微薄，且可能與經濟增長相矛盾。
• 寄望於 AI、加密貨幣等新興產業收益，但僅為模糊的樂觀預期。
• 削減聯邦雇員規模，但目前多為紙面計劃，缺乏實質性推進。

漢森強調，福利制度改革是川普的政治禁忌，但福利問題對美國的威脅從未停止。

科特金補充指出，當前的川普政府和美國兩黨都深陷「財政瘋狂」的困局，既缺乏解決問題的政治意願，也不願觸碰敏感的福利改革。

他警告，如果川普僅靠容易被推翻的行政令和犧牲財政永續性的法案來支撐任期，而未能留下長期政治遺產，他未必稱得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總統」。

高校改革爭議：外部脅迫與內部自救

美國高校危機是對談的另一焦點。針對川普在第二任期可能採取的「關閉」教育部、打擊 DEI 項目等激進措施，與談人產生了激烈交鋒。

弗格森認為，川普具爭議的施壓方式，是推動美國精英大學改革的唯一有效手段。

他直言，美國精英大學已淪為缺乏自我糾正動力的民主黨「附屬機構」，外部的強硬手段是唯一能「穿透」這些頑固機構的方式。

科特金則強烈反對川普「勒索、脅迫、濫用聯邦權力」的破壞性干預，他認為大學是國家至關重要的核心資產，改革必須由自身主動推進，而非依賴外部脅迫。

他強調，大學領導層應聚焦解決方案，以贏得與中國等國家的科技競爭為目標，保障基礎科學的合理投入。

美國的未來：衰落還是歷史韌性？

儘管對川普的影響力判斷不一，三位學者均對美國的未來表示樂觀。

漢森援引美國歷史上三次重大危機（南北戰爭、經濟大蕭條、二戰初期）最終成功復甦的經驗，堅信美國具備強大的復興潛力與歷史韌性。

科特金亦認同復興的可能性，但強調復興不會自動降臨，關鍵在於公民的主動參與和公民意識的覺醒。

弗格森指出，只要美國核心的三權分立制度仍能正常運轉，且人們對「共和國能否存續」的憂患意識不消失，美國便能安然無恙。

他將川普的挑戰，視為對腐朽現狀發起突破性挑戰的必要之舉。

這場對談中，弗格森代表了「外力破局論」，認為川普的破壞性挑戰是重塑舊秩序的唯一途徑；漢森持「歷史韌性與文化糾偏論」，堅信國家能通過反向修正重獲平衡；而科特金則秉持「制度自愈與公民主導論」，強調復興的根基在於制度的自我修復與公民的能動性。

三位學者的張力，共同構成了對美國危機、經驗與未來路徑的完整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