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昌專欄】小心！貿易戰是「美國V.S.全球各國」！

壹、前言

2018 年初中美貿易戰爭，以及 2020 年 1 月開始的 COVID-19 疫情，使得製造業在中國各地布局，出現遷移變化。以台商而言，為了因應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產品，課徵高關稅。根據台灣經濟部的統計資料，到 2019 年 11 月為止、約有 152 家台商，回到台灣設立生產線、投資金額約有 6,236 億新台幣；經濟部估計 2020 年初，該項金額可以突破 7,000 億新台幣，蔡英文總統說：這可以為台灣創造約 55,000 個工作機會。2019 年 11 月是景氣領先指標高峰期，但是無論是在地或是已經回流的台商，2020 年一開年多受到 COVID-19 疫情考驗。COVID-19 疫情源頭是在中國武漢，台灣本土 R0 數值與確診率、死亡人數多相當低。截至 2020 年 5 月為止，在台灣 COVID-19 疫情只造成 7 人死亡；這個數字顯現，台灣衛生部門與公共流行醫學，在樓行病的防疫水準是相當高、世界一流、傲視全球。依照理性的預期概念，當 COVID-19 疫情過後，應該還有台商回流、或是離開中國大陸的延續性潮流？

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這種倦鳥歸巢、鮭魚返鄉的現象，比照 1990 年至 2017 年間的情景，幾乎是天壤之別。當時台灣企業受到，中國大陸低價土地與勞力成本吸引；再加上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多將招商引資當作是施政績效。中國國務院根據「外資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的稅法」，規定對外資投資中國的「兩免三減半」優惠措施；也就是外資企業，可以在獲利的前兩年免徵企業所得稅；而接下來的三年則減半企業所得稅。這項免稅與減半課稅措施，激勵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期間各種傳統產業大廠的移動投資，也帶動其整個供應鏈、一起移動到大陸。這種熱衷於大陸的投資，並沒有隨著之後陸續發生的系統性風險而改變；低廉生產成本像磁鐵吸引住企業。一直到中國國務院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2012 年曾經修正的「勞動合同法」出籠之後，台商的投資行為才漸漸有所動搖；但因應這種變遷的方法，也只是改變投資地點。台商開始由大陸沿海地區，所謂「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金等城市，轉向內陸四川重慶成都，及湖北武漢長江流域等。這種遍地開花的投資狀況，更加速大陸內陸都市化速度；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慢慢高漲的土地與勞工成本，才開始顯著影響到台商生產利潤。2014 年之後勞動與土地紅利漸漸流失。

 

以上這一些變化，多非來自於政治對立、或者是國家主權意識形態差異；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中國製造成本，自從 2010 年勞動合同法推展兩年後，全球經濟景氣達到最高峰後，大陸土地、勞工成本多已經提高不少，而部份原本在大陸的廠商，漸漸考慮到越南、泰國、緬甸、寮國等移動。過去之所以這種移動行為並不顯著，是因為龍頭廠商宛如大象無法輕便移動；不會就只有土地與勞工提高，就馬上做出顯著的移動反映。台商之所以群聚於大陸，它的商業模式是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與出口。出口到美國與歐洲等地，是享受國民待遇、低關稅的優惠；但是這種低關稅的情勢，在 2017 年年底釀出高關稅煙硝味、2018 年情勢丕變。是最終產品的生產者移動，才會引發中下游業者、整個「產業聚落」(Industry Cluster) 的牽動。在台灣這邊，2016 年蔡英文總統就任之後，適時推出新南向運動，台灣公民營銀行業者漸漸轉到東南亞，設立經營據點；使得台灣對外投資開始分散。2017 年起，美國顯著對中國經濟與科技產品的擴張行為感受強烈威脅，對於中國 2025 製造、工業 4.0 及第五代通訊標準 5G 下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運作不滿；因為它補貼中國企業、與鼓勵企業去想辦法取得智慧財產權。2018 年初川普祭出「中國經濟侵略備忘錄」，正式宣告要對中國製造加徵 25% 關稅，美中貿易戰爭正式登場。

由以上敘述過程可知，台商在 2010 年之後就已感受，中國製造的低成本時代已經過去；2018 年的美中貿易戰爭，更加強台商往東南亞、或是加強回台的心思。再加上歐盟與美國等開發國家，在 2014 年 7 月 OECD 推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共同申報準則) 建立「國際之間金融資訊交換準則」，也就是參與 CRS 國家多需要將非居民的資料與金融帳戶資料，傳遞到帳戶所有人的報稅國家，對方國家也要做同樣資料交換。中國 2016 年中國大陸發布 CRS 中國意見稿，2017 年開始執行；這個措施也使得在大陸台商背瘠發涼；之後中國大陸在 2018 年中完成調查，並於 2018 年 9 月進行第一次交換。可以理解當中國政府，在 2016 年發布 CRS 意見稿後，大陸外資熱錢資金的移動、台商資金回流的潮流早就該展開了；因此間皆締造 2017 年台股的榮景。但 2018 年初起，因為貿易戰爭情況急轉直下。這些發展從人民幣的長期過程就已經見到，2015 年中美元兌換人民幣匯價，已經從 2014 年 2 月的高峰，貶值到 6 人民幣兌 1 美元；而到 2017 年發布 CRS 草稿之後，人民幣兌換美元幾乎已經接近 7 兌換 1 美元水準；2018 年初貿易爭風起雲湧，匯率正式探底 7 兌換 1 美元。

叁、美國貿易戰爭不只單挑中國大陸、是全球性戰略！

例如台塑企業或是鴻海集團，如果將它們的塑膠與智慧型手機產品生產部門，做出外移中國的決定；那將帶動整個產業鏈的外移。廠商要移動生產基地，不單純只有土地與勞動成本的考慮，還有行銷便利、出口關稅低廉、勞工素質、及與官方建立合法聯繫管道、交通連結的便利性、人口紅利等等，是非常多元化的因素所造成。這比一個家庭的搬家還要重大，因為一個家庭的居住房屋移動，涉及到平日生活的動線、上街採購買菜、子女上學方便、及工作交通路線的改變。因此對於需要換屋居住的家庭，它的考慮是兩代教育、或是三代的保健生活狀況，如果還要為自己退休考慮，則就又要考慮到健康保養，不能遠離醫療機構太遠。企業生產位置的移動也是一樣，涉及到成本、生產供應材料、及行銷市場的距離、運送成本。

近兩年多以來，由於中美貿易戰爭，使得中國製造後行銷於美國，產品的成本升高；因為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產品，進口關稅提高 25%。這麼極端的關稅條件，是造成台商大量向東南亞地區移動的催化劑。還有這次的 COVID-19 肺炎的傳染與流行。本文認為，其中以中美貿易戰爭的效應會較為顯著；因為雖然 COVID-19 病毒，的確是開始於中國武漢；剛開始之際，稱之為「武漢肺炎」，但之後漸漸卻流行於全球各國，美國的疫情在 2020 年 4 月達到高峰。這使得美國對疫情的發源與初始流行區中國超級不爽；不少國會議員在參議院或眾議院，提出請中國賠償的議案。而白宮經濟團隊則希望，廠商到美國生產製作，引導廠商回流美國、增加美國的製造地位與稅收。

就廠商而言，就近服務客戶、與生產聚落的群聚、技術與產品特質是主要設廠的考慮。就鴻海集團而言，它主要是代工 ODM 與 OEM，因此它需要尋找一個勞力密集的地方，有眾多的勞動力可以運用，例如中國深圳龍華廠與印度等，因為它是以高營業額但是低毛利率取勝；因此它是否要由中國移出，需要縝密考慮這個低毛利率的問題；這可能就是鴻海現在將部分產品移往印度的原因。因為在 2018 年美國啟動對中國的高關稅之後，也同時也在 2018 年 4 月對印度撤銷行之有年的「關稅普遍優惠制度」(GSP)，這削弱了中美貿易戰爭的成效，同樣是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塑膠、紡織等產業，再度回流到中國大陸去。這也是印度原本已經打算，退出 RCEP 區域整合的理念，重新思考是否再次進入。也因此經濟貿易學家批評，美國忽略了全球貿易關係，千絲萬縷複雜的程度、顧此失彼。美國的 GSP 關稅原本是用來扶持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雖然印度官方認為 GSP 關稅的取消，對於印度只有 1.9 億美元的影響，但是美國將印度輸美的 GSP 關稅取消，也會使印度想對美國輸往該國鋼鋁產品，課徵更高的關稅。印度的紡織、成衣等業者說，如果連泰國、印尼等 GSP 關稅，也在與美國談判中被美國取消，那麼這些產業的訂單將會回到中國去，這不表示美中貿易談判又被削弱了？

肆、結論：由此可見美國在乎的是貿易規則的公平！

當然以美國貿易代表署的思維，它是很單純地對印度的貿易障礙，提出對等的方案；但是它並沒有顧及到其它副作用的影響。這就跟財務金融學者，對於一個、或多個變數「多元回歸分析」(Multiple Variables Regression Analysis) 的設計思維一樣。學者多需要設定兩、或三變數之間的「交叉項目」(Cross-Session Items) 變數，以便顧及到兩者的重疊或逆衝影響。用這樣的思維去思考，很清楚地看到美國貿易代表署，在進行再「讓美國再偉大」的過程中，是每個個案多檢討，以達到雙方的公平性為主，而不以全盤利益為優先；它的思維方式就是每個雙方的公平性累積，它認為這樣就是整體福利的最大化。不過從中美、美印的這些貿易關係變遷，可以發現這可能只是次佳福利，而非最佳福利效果。而且也說明貿易戰爭，不只是針對中國一個國家，而是全盤考量。這在意識形態方面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美國只是針對中國，那的確是去中國化；但是它還涉及已經重組的 NAFTA、又與印度有戰略協定、卻又將印度去 GSP 關稅優惠化。這也顯示美國不僅在貿易上就事論事，也與軍事政治策略有所區別；例如在政治戰略上，美國與印度不斷加強印度亞太戰略關係，防堵中國在印度洋的勢力擴張。印度工商界認為，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取消印度在美國的 GSP 優惠，這又無異將商機丟回給中國商人，美國這豈不是白忙一場？本文認為，現在的美國已經有被追上的危機感；因此在軍事、移民、技術、貿易等方面的遊戲規則重新建立，並非只有針對中國大陸；只是因為中國的貿易金額太大，因此談判規模很大、協議議題也多元化。但很確定的是，美國不是要停止全球化運動；也不會就此停止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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