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加大對富豪海外資產的稅務追查力度，要求涉及離岸信託的中國稅務居民申報相關資產及收益，並在10月22日期限前處理過往未繳稅款。新規對符合條件的信託資產轉移及相關收益課徵20%所得稅，追溯適用範圍則涵蓋部分自2023年起的交易與收益。隨著期限逼近，中國超高淨值人士正委託律師、會計師及家族辦公室全面盤點海外信託，評估補稅金額、資金調度及重整資產架構的必要性，也使新加坡、香港等長期承接中國富豪資金的財富管理中心面臨新的不確定性。

《日經亞洲》、《Asian Private Banker》、《海峽時報》及澳洲《news.com.au》報導指出，中國這波稅務執法不僅針對離岸信託，也反映北京正加強追查海外投資收益、境外持股及其他跨境財富安排。對多年來透過境外信託管理企業股權、投資資產及家族財富的中國富豪而言，過去被視為能隔離個人資產與直接持有人的信託架構，如今必須重新檢視其稅務責任。

中國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於7月發布相關規定，明確加強離岸信託的個人所得稅管理。依相關報導，新規涉及將股份、不動產及其他資產轉入離岸信託時的增值部分，也涵蓋信託及其控制的境外實體所產生的相關收入。中國稅務居民從離岸信託取得的部分分配款，也可能被視為個人所得，適用20%的稅率。

這項規定的重要變化，在於中國稅務機關不再僅因資產由境外信託持有，就將其視為與中國稅務居民的個人所得完全分離。相關規定也具有追溯性，部分自2023年1月1日起涉及的信託資產及過往收益，都可能需要重新檢視與申報。依目前報導，納稅人須在10月22日期限前申報相關稅務責任，以符合過渡期間的申報要求。

然而，實際稅務責任仍取決於資產移轉方式、信託分配性質、收益認定及納稅人的稅務居民身分，並非所有境外信託資產都能直接以同一方式計算稅額。對於長期透過信託持有海外股票、企業股份及不動產的家庭而言，如何區分資本、投資收益、貸款、贈與及信託分配，成為期限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

亞洲私人銀行與家族辦公室已感受到這波壓力。《Asian Private Banker》10月6日報導指出，亞洲各地的家族辦公室及財富顧問正加快替中國超高淨值客戶進行信託稽核。Tigris Family Office共同創辦人Candice Wu表示，離岸信託稅務問題已成為中國客戶近期最關注的議題之一，客戶對相關規定的疑慮相當明顯。

顧問需要協助客戶重新整理信託資產清單、歷年分配紀錄、受益人資料及相關交易文件，並確認哪些款項可能被認定為應稅收入。由於不少信託設立於多年以前，當時未必以符合最新稅務申報要求的方式保存資料，現在必須在有限時間內重建歷史紀錄，增加法律、會計及行政成本。

另一項難題是流動性。部分資產可能是未上市公司股權、不動產或其他難以迅速變現的投資，即使家庭有能力承擔稅款，也未必能在期限前輕易取得足夠現金。顧問因此需要同時評估資產估值、出售時程、境外借貸及其他資金安排，而不是單純計算20%的稅率。

中國政府加強執法，也與國內財政壓力有關。中國經濟成長放緩，房地產市場低迷，使地方政府過去倚賴的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少。澳洲《news.com.au》引述相關報導指出，中國政府正擴大追查富豪及企業的海外資產與歷年稅務責任，相關財政壓力也促使地方稅務機關加強執法。

該報導提到，中國去年財政支出超過收入約2.7兆美元，地方政府需要尋找新的收入來源。中國過去每年土地出讓收入曾達約1.5兆美元，但目前預估已降至不到過去水準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中國計畫在未來5年投入4,320億美元建設AI相關資料中心，以提升人工智慧基礎設施能力，進一步增加政府資金需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稅務機關開始更積極追查海外投資收益及境外資產。報導指出，部分富豪收到稅務機關通知後，被要求自行估算應繳稅額，再由當局進一步核對及協商。由於部分海外資產的估值方式與歷史交易紀錄不易確認，最終稅額可能仍須透過個案協商釐清。

《news.com.au》引述的個案中，廣東一名紡織企業主趙姓人士表示，他長期透過海外券商帳戶交易國際市場股票，今年8月接獲稅務機關通知，被要求補繳與海外交易獲利有關的190萬美元稅款。他打算提出異議，希望稅務機關重新核對計算結果。這類個案反映，執法範圍可能不只限於離岸信託，也包括中國稅務居民透過海外券商取得的投資收益。

另一宗報導提及的案例涉及廣州一家企業，據稱最初面臨約2,100萬美元的稅務追繳要求，經過協商後，金額降至約100萬美元。這些案例的具體細節與最終責任仍有待當事人或主管機關進一步確認，但顯示在資產估值、歷史交易及適用規定存在爭議時，稅務協商可能成為處理程序的一部分。

部分富豪也開始調整資產配置。報導指出，有人考慮出售股票、透過境外貸款籌措稅款，或重新評估信託結構；另有市場消息稱，部分人士正在研究海外居留或其他資產安排，以降低未來政策變動的不確定性。不過，改變持有資產的地點或取得外國護照，並不必然代表可以免除中國的稅務責任，最終仍須依個人的稅務居民身分、收入來源及適用法規判斷。

這場稅務整頓也波及新加坡。新加坡多年來吸引中國富豪設立家族辦公室、信託及跨境投資架構，並與香港共同成為亞洲重要的私人財富管理中心。《日經亞洲》指出，中國收緊離岸信託規定後，影響已從中國境內延伸至距北京約4,500公里的新加坡，當地財富管理業者正面臨客戶需求變化及法規不確定性。

新加坡吸引資金的優勢，在於成熟的金融服務、法律制度、專業人才及跨境投資網絡。但中國新規使客戶必須重新考慮，將資產放在境外是否仍能達到原先的稅務與財富傳承目的。對部分家庭而言，問題不一定是離開新加坡，而是需要確認原有信託是否仍適用、如何申報，以及是否有必要調整資產持有方式。

新加坡的資產管理規模仍持續擴大。相關官方資料顯示，當地管理資產規模在2025年底達6.7兆新加坡元，較前一年的6.07兆新加坡元增加10.1%，全年淨資金流入約3,760億新加坡元。這顯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並非完全取決於中國資金，但中國富豪稅務規則的改變，仍可能影響部分私人銀行、信託公司、律師事務所及家族辦公室的業務。

香港同樣受到影響。中國企業創辦人及富豪過去常透過境外信託持有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以管理企業控制權、投資資產與家族傳承。隨著中國稅務機關重新檢視這些安排，部分家庭正考慮是否解散信託、調整受益人或重新安排持股方式。對財富管理機構而言，客戶不只需要稅務建議，也需要法律、會計、資產估值與跨境資金安排等整合服務。

除了私人財富管理業，奢侈品產業也可能受到影響。中國高淨值消費者長期是全球精品市場的重要客群，相關報導估計，中國消費者約占全球奢侈品購買額的五分之一。當富豪需要在短時間內準備補稅資金，部分人可能暫緩高價消費或出售資產，進而影響精品品牌的銷售表現。

《路透社》10月9日報導指出，中國富豪海外資產稅務整頓，正為原本已面臨需求疲弱的全球精品業增加壓力。路威酩軒 (LVMH) (MC-FR)與愛馬仕 (Hermes) (RMS-FR)股價年內均下跌約40%，開雲集團 (Kering) (KER-FR)則下跌約29%。這些跌幅反映投資人對精品業前景的擔憂，但並非全由中國稅務政策造成，產業同時受到美國消費放緩、地緣政治風險及長期需求疲弱等因素影響。

上海精品顧問公司Trinity Asia負責人Alexis Bonhomme表示，部分超高淨值人士在繳稅期限前可能面臨流動性壓力，短期消費情緒因此轉弱。中國部分購物中心的交易數據也顯示，消費成長明顯放緩。市場人士指出，品牌表現並不一致，較低調的奢華品牌，例如布魯內羅庫奇內利 (Brunello Cucinelli)與路威酩軒旗下的Loro Piana，相較路易威登及Gucci等品牌展現不同的市場表現。

中國富豪的資產與消費規模，讓這次政策調整受到國際市場關注。根據波士頓顧問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今年的報告，中國超高淨值人士放在香港、新加坡及其他低稅率地區的資產規模，估計最高可達1.2兆美元。KPMG的報告則顯示，超過半數中國超級富豪使用離岸家族信託管理財富，代表受新規影響的資產可能涉及數千億美元規模。

《海峽時報》指出，中國目前有超過1,000名億萬富豪及約500萬名百萬富豪。隨著北京擴大對海外資產及收入的追查，富豪、企業股東與財富管理機構都必須重新評估過往安排。對中國稅務居民而言，外國護照、海外永久居留身分或離岸信託本身，都不會自動排除中國的稅務管轄；關鍵仍在於稅務居民認定、收入性質及實際經濟聯繫。

整體而言，中國對離岸信託及海外投資收益的追稅行動，正把原本相對模糊的跨境財富安排帶入更嚴格的合規環境。10月22日的申報期限，迫使富豪及家族辦公室加快整理多年累積的資產紀錄，並在補稅、籌措流動性與重整信託之間做出選擇。對新加坡及香港而言，短期內可能面臨客戶諮詢增加、部分資產重新配置及業務模式調整；對全球精品業而言，則需觀察富豪補稅是否進一步壓抑高端消費。後續關鍵在於中國稅務機關如何執行新規、如何認定不同類型的信託收益，以及這波執法是否進一步擴及其他境外投資收入與財富傳承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