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The Atlantic)9 月 24 日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的僵屍民主〉(America’s Zombie Democrazy) 揭示了另一幅圖景：民主的外殼依舊存在，但內部已經被權力、冷漠與技術掏空。選舉仍在進行，卻不再公平；法院還在運作，卻往往迎合權力；媒體並未沈默，卻因恐懼和收買而逐漸失聲。

美國的公民社會在表面上延續，但實際上如同「僵屍」般苟延殘喘。這種「看似正常」的威權主義比傳統的極權更危險，因為它讓人難以察覺自由的流失。

更嚴重的是，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與這種趨勢交織在一起。AI 不僅重塑了人們獲取信息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還可能進一步削弱了人們的獨立思考、公共參與和人性深度。

當政治威權與技術霸權結合在一起，民主制度就不再是抵御專制的盾牌，而可能蛻變為維持控制的工具。

對很多有心人來說，這種轉變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它意味著那個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民主燈塔，也正在失去光芒；也意味著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場整體危機。

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在信息極化、算法操縱、社會冷漠的時代，真正能守護自由的，不是一種制度的外殼，而是每個人是否有願意並且有能力去思考、去表達、去承擔。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威權（authoritarian）國家。

今天早上，我帶著我的狗在公園裡照常散步，晨光熹微，草葉上的露珠在我的靴子上閃閃發光，那時我並沒有這種感覺。當你在星巴克點一杯冰摩卡拿鐵，或是看著愛國者隊輸給鋼人隊時，你也不會有這種感覺。日常生活的常態持續不變，這讓人迷失方向，甚至無所適從。

然而，這卻是事實。

我們腦海中關於威權主義的印象，大多來自 20 世紀：穿著長筒靴、踢著正步的軍人，高呼政黨口號的群眾，街道兩旁掛著領袖的巨幅畫像，地下室里秘密召開的反對派會議，光禿禿燈泡下的審訊，以及行刑隊執行的槍決。類似的情形今天依然存在——在某些國家。但如果這篇文章讓我在美國被投入監獄，我會感到驚訝。

21 世紀的威權主義看起來不同，因為它本質上就不同。政治學家們試圖為其尋找新的術語：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競爭性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

在匈牙利、土耳其、委內瑞拉和印度等國家，民主制度並未被推翻，也非一夕崩潰，而是逐漸受到侵蝕。反對黨、司法機構、媒體和公民社會團體並未被摧毀，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失去了生命力，如同僵屍機構（zombie institutions）般苟延殘喘，製造出民主依然存在的假象。

民主與專制之間模糊的界線，是現代威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我們如何知道自己已經跨越了這條界線？

這類政權有憲法，但已被拔去牙齒。選舉照常舉行，但已不再真正公平或自由——執政黨控制著選舉機器，如果結果不理想，就會受到挑戰，並可能被推翻。公務員要想保住飯碗，需要證明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對領袖的個人忠誠。

獨立的政府官員被解雇——檢察官、監察長、聯邦專員、中央銀行行長，其職位則被交予馬屁精。由執政黨控制的立法機構，淪為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

法院仍在審理案件，但法官的任命依據是其政治觀點，而非專業知識。他們的判決意見，儘管披著中性法律術語的外衣，卻總能如領袖所願，為其最不自由的政策背書，並使其免於問責。法治淪為對朋友的施恩和對敵人的迫害。三權分立原來只是一紙脆弱的君子協定。對領袖的權力已無任何有意義的制衡。

這些政權是由某種意識形態驅動的嗎？它們會為了某個萬能的「主義」而犧牲一切嗎？令人懷疑。它們沒有意識形態，只有空洞的口號。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曾是一種嚴肅的意識形態——它動員了 20 世紀一些最先進國家的人民，讓他們拋棄自由，挨餓受苦，為鬥爭和戰爭獻出生命。法西斯主義的嚴酷性足以堆積起一座屍山。

今天的威權主義不會激勵人民為祖國建立英雄功績。領袖及其親信，無論在朝在野，都利用職位來維繫權力和中飽私囊。腐敗變得司空見慣，以至於被視為理所當然；公眾變得麻木，在任何其他時代都會引發眾怒的違背道德准則的行為，如今卻幾乎無人關注。

該政權沒有關於純淨國度里無階級或等級社會的烏托邦幻想。它不靠戰爭來壯大。事實上，它對人民的要求極少。在重要的政治時刻，它會煽動仇恨來動員其核心支持者，但其首要目標是讓大多數公民變得消極被動。如果領袖的演講變得無聊，你甚至可以提前離場（在紐倫堡可沒人敢提前走）。

21 世紀的威權主義，用充足的卡路里和炫目的娛樂來讓公眾安於現狀。其主導情緒並非狂喜與憤怒，而是冷漠與犬儒。由於大多數人仍期望某些權利得到尊重，公然的極權主義鎮壓機制得以避免。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是分散注意力、製造混亂和挑起分裂。

這些政權通過將選民分化為「我們」和「他們」來發展壯大。

「我們」被定義為「真正」的人民——通常是工人階級、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較低者——他們自認為是國家的傳統支柱，也是全球化、移民、科技、以及關於種族和性別認同新觀念等經濟社會劇變的受害者。

「他們」則是從這些變化中受益的精英，他們對國家及其傳統毫無忠誠可言，還包括精英們用來破壞民族生活方式的外國人和少數族裔。領袖直接代表人民，體現人民對抗敵人的意志。作為民族的捍衛者，他聲稱有權逾越任何法律或其他障礙。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法治。

久而久之，社會被掏空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組織因害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而不敢過於政治化。大學、教會、非政府組織（NGO）和律師事務所為了博取國家的好感而選擇沈默，因為國家對它們擁有巨大的財政和監管權力。

媒體並未被噤聲，但受到煽動性言論、調查和訴訟的恫嚇，記者們不得不時刻掂量某篇報道或某個觀點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隨著時間的推移，主要媒體落入領袖朋友的控制之下，只留下少數獨立媒體為追求真相而苦苦掙扎。

威權政權及其盟友，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發佈鋪天蓋地的謊言，製造對真相的極大不確定性，以及對傳統信息來源的極度不信任，以至於公眾束手無策，選擇置身事外。

當雙方的黨派支持者在無休止的算法注意力爭奪戰中使用煽動性語言時，那些並非特別投入或知情的普通人變得麻木和疲憊。而這種社會環境，使得威權者無需訴諸恐怖手段即可施加控制。無法知曉真相，我們便有喪失自由的風險。

政治哲學家漢娜 · 阿倫特在臨終前曾說：「如果每個人總是對你撒謊，其後果並非是你相信了謊言，而是再也沒有人相信任何事情。一個再也無法相信任何事情的民族，無法做出自己的決定。它不僅被剝奪了行動的能力，也被剝奪了思考和判斷的能力。而對於這樣的民族，你便可以為所欲為。」

這些就是現代威權國家的特徵。如今，這個國家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存在著這些特徵。

對總統川普權力的制衡，無論是在法律和憲政框架內，還是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都已變得如此薄弱，以至於他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他派出蒙面警察，在沒有合理逮捕理由的情況下將人們從街上抓走，讓他們消失在秘密監獄，再將他們遣送到任意國家。

他解雇經驗豐富、愛國的公務員，換上不合格的馬屁精。他以豪華飛機或「Meme 幣」的形式，公開接受來自外國和美國商業利益的賄賂。他命令媒體公司停止批評他，否則後果自負——許多公司照做了。

其中一些行為雖被下級法院法官暫時阻止，但最高法院卻在一樁又一樁案件中，使自己成為阻礙總統問責的防火牆，而共和黨領導的國會則欣然接受自身的無能。有時，對川普權力的唯一制約似乎就是他自己的注意力持續時間。

一件小事可以揭示一個國家真實狀況的大背景。上周我在俄亥俄州做講座，晚餐時一位教授提到教育部最近的一封信，信中宣佈聯邦半工半讀（work-study）資金將不再涵蓋無黨派的公民工作，例如選民登記，因為這屬於「政治活動」。

政府為這項禁令辯解稱，半工半讀工作應「盡可能提供與學生學習課程相關的真實世界工作經驗」。但正如那位教授對我所說：「對於主修政治學的學生，或任何學習成為自由社會積極公民的人來說，無黨派的選民動員就是’與學習課程相關的真實世界工作經驗’。」

川普政府不僅在利用聯邦資金要挾高等教育機構，壓制其不喜歡的思想和政策，它還想阻止任何不受其控制的公民行動。

第二天早上，一位當地圖書管理員告訴我工作中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變化。鎮上的圖書館通常很嘈雜，但在查理 · 柯克（Charlie Kirk）遇刺後的幾天里，人們突然開始竊竊私語。全國各地，共和黨民選官員和網絡打手正在創建言論罪犯的黑名單。

副總統 J. D. 范斯建議，應暫停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學術思想錯誤者的保護。川普則威脅那些對他和柯克不夠尊重的記者和喜劇演員。一股寒意悄然而至，就連俄亥俄州小鎮圖書館的讀者也擔心被別人聽到談話。

這種精神氛圍比華盛頓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說明問題。你可以在中樞神經系統中感受到威權主義的降臨：震驚、懷疑、恐懼、麻痹。熟悉的規範和規則日益瓦解，但最終後果尚不明朗，美國人不知道如何評估危險。

我們沒有在威權主義下生活過。自內戰前夕以來，我們從未經歷過如此持續的極化和尖酸刻薄。在麥卡錫時代，許多人的事業和生活被毀，但白宮並未親自領頭追捕。

然而，開國元勳們一再警告威權煽動者的出現。他們制定了一部自認為能最好地抵御這種人物的憲法。1838 年，年輕的亞伯拉罕 · 林肯說，共和國永遠不會被外力推翻：「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宿命，我們必須親手成為其始作俑者。作為一個自由民族，我們要麼永世長存，要麼死於自殺。」

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怎麼讓它發展到這一步？因為這不僅僅是別人對我們做的，也是我們對自己做的。

19 世紀 30 年代來到這裡研究這種新政體的法國貴族亞歷西斯 · 德 · 托克維爾寫道，維持美國民主的關鍵，除了該國的自然優勢和財富，除了其憲法和法律的智慧，還在於其人民的「民情」（mores）：他們的習俗和思想；他們的選擇；他們對公民生活的積極參與；他們克制、負責和寬容的情感能力——托克維爾稱之為「心靈的習慣」（habits of the heart）。這些習慣需要後天習得和實踐，而且學得快，丟得也快。

從許多方面來看，民主並非一種自然的政體形式。縱觀人類歷史，它一直是例外。大多數社會都曾被，或允許自己被，單一階級、派系或個人統治。全體人民的自治是反直覺的，就像容忍令人反感的言論自由一樣，而且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