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恐難再有第二位像巴菲特（Warren Buffett）這樣的投資傳奇人物，其原因不僅在於他數十年如一日的驚人投資回報，更在於他獨特的個人品格、審慎的投資哲學以及作為普通美國家庭「受託人」的社會角色。

《富比士》前撰稿人 Robert Lenzner 指出，巴菲特在過去 50 年裡實現了約 20% 的年化複合收益率，使他成為投資界最受尊敬的標誌性人物。

但 Lenzner 強調，巴菲特之所以與眾不同，是他贏得了廣大美國中產階級的信賴，他們將他視為積累養老金的「審慎受託人和守護者」，相信他不會做出任何魯莽之舉，能穩定地為家庭財富增值。

巴菲特的非凡之處，從他對待一個孩子的態度上便可見一斑。Lenzner 回憶，這位億萬富翁在 1993 年第一次採訪後，竟然持續記得並關心改報作者幼子的成長，甚至十年後邀請當時已開始投資的少年擔任「顧問」。

Lenzner 認為，這種令人欽佩的品格和真誠，是他在投資界無人能及的特質。

穩健的掌舵人：長期主義造就無可複製的績效

Lenzner 指出，巴菲特最核心、也最難被複製的能力，在於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維持高度穩定的投資節奏。

過去 40 多年來，波克夏 (BRK.A-US、BRK.B-US) 的年化複合報酬率長期維持在約 20%，關鍵並非頻繁進出市場，而是只在極少數自己「確信出手」的時刻做決策，並在順境與逆境中始終堅守持股、不被情緒牽動。

巴菲特本人曾將這種策略形容為「揮棒擊球」：不追求每一球，而是耐心等待高勝率的出手機會。

Lenzner 分析，巴菲特對成本的敏感度同樣決定了投資成敗。他長期強調，交易佣金與管理費會持續侵蝕報酬，這也是他極少更換投資標的的原因之一。

除了創辦人本身，市場上鮮少有人能做到近乎「永久持有」的投資風格，而巴菲特的代表性投資，包括可口可樂 (KO-US) 、美國運通 (AXP-US) 、GEICO、富國銀行 (WFC-US) ，以及後來全資收購的美國鐵路公司、持有八成股權的以色列金屬製造商，皆以長期企業價值為出發點，而非著眼於一年半載的短期表現。

即便如此，波克夏股價也並非一路上漲。Lenzner 回顧，2008 年初波克夏 A 股股價約 14 萬美元，至 2009 年初金融危機高峰時一度腰斬至 7 萬美元。

從事後角度來看，那正是極佳的加碼時機，也再次印證巴菲特與波克夏本質上屬於「適合長期持有」的投資標的，這一點，真正理解其哲學的投資人早已心知肚明。

對巴菲特表達高度信任的，不乏頂級學者。Lenzner 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辭世後，其子女發現父親一生僅持有一檔普通股，正是波克夏海瑟威。

反觀多數投資人，不是因恐慌而提前賣出，就是因畏縮而從未真正重倉參與。早在 1998 年 Lenzner 富豪榜特刊中，便曾記錄一般投資人於 1960 年代投入 1 萬美元追隨巴菲特，最終累積至數億美元身家的案例，成為許多人事後感嘆「早知道就該投資」的經典故事。

Lenzner 也指出，巴菲特不只在市場低迷時身體力行，在關鍵時刻更公開向投資人傳遞信心。2011 年全球股市大幅震盪時，他在專欄中直言對美國經濟深具信心，並認為企業正在全面復甦。

事後來看，若當時依其建議進場，許多普通股至今已可獲得約 10% 至 25% 的報酬，也再次凸顯其長線判斷的前瞻性與說服力。

品格高尚之人：市場信任的最終來源

Lenzner 認為，若說投資績效奠定了巴菲特的地位，那麼真正讓其成為無可取代象徵的，則是長年累積而成的個人品格與市場信譽。

1969 年，在預見熊市風險加劇之際，巴菲特主動解散自己的私人合夥企業，只為避免投資人承受可能的損失。這項選擇，與後來部分對沖基金運用高倍槓桿追逐回報、最終釀成系統性風險的作法，形成鮮明對比。

Lenzner 指出，巴菲特始終堅守自制與分寸，清楚界定自身能力邊界。即便因此錯失部分獲利機會，他仍選擇遠離不熟悉、過度槓桿或高度投機的交易。

他曾在 1993 年直言，每一位商學院畢業生都應簽下「一生最多只做 20 個重大決策」的承諾，寧可少做、不做錯，也不願因過度行動埋下風險。

這種性格特質，直接反映在他的投資行為上。

Lenzner 指出，巴菲特最具代表性的能力之一，正是在市場過熱時保持耐心，在恐慌取代貪婪之際果斷進場。

當 1980 年代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s.）遭遇惡意收購威脅時，他以「白衣騎士」角色大量買入股票；1991 年該公司爆發醜聞、瀕臨倒閉時，又憑藉無可挑剔的聲譽出面穩定局勢，避免一場可能擴散的金融動盪。

他當年對 Lenzner 坦言，經濟學家凱恩斯的核心精神在於：不必預測市場，而是集中投資於自己真正理解的企業。

危機時刻，巴菲特的影響力同樣延續。據 Lenzner 整理，金融風暴期間，他再度成為高盛、通用電氣與美國銀行等企業的關鍵資金來源，即便已有政府紓困，市場仍需要他的「信任背書」。

在這些交易中，他談判取得高股息優先股與轉換權，既非慈善，也非冒進，而是以紀律與流動性優勢進行理性配置。

Lenzner 也形容，巴菲特致股東信之所以長年被奉為圭臬，正因其語氣坦誠、幽默且不迴避現實。

他不僅公開談論伯克希爾的錯誤，也強調公司「內在價值」遠高於短期市價，並毫不吝於稱讚得力幹部，甚至自嘲地表示，若能再找到一位保險部門高階主管賈因（Ajit Jain），其老搭檔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恐怕願意「拿他去換」。

進入 80 歲之後，巴菲特逐漸成為具有公共影響力的道德象徵。Lenzner 指出，他公開支持向超級富豪加稅、主張財政負擔應更多落在有能力者身上，使他成為政治爭議人物，也引來部分保守派的強烈抨擊。

但在作者看來，在一群只顧自身利益的億萬富翁之中，願意承擔批評、試圖鬆動不平等結構的人，本身就極為罕見。

在慈善選擇上，巴菲特同樣展現高度自覺。Lenzner 提到，他於 2006 年決定將龐大捐贈交由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運作，坦言自己擅長的是累積資本，而非最有效率地分配資源。對一位超級富豪而言，這樣的選擇既清醒，也異常少見。

Lenzner 最後形容，無論在奧馬哈股東大會，或在私底下一封封親筆信中，巴菲特始終展現出一致的性格與價值觀。

正如蒙格所言，他之所以令人感到安心，是因為他從來不用在公共場合「背台詞」，這份真誠，或許正是整個投資世界最難以複製的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