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個月拜登要開啟上任後的頭一次海外出訪，首站是歐洲，而在這趟出訪中，拜登會力求撫平前任川普經常搞僵的美歐關係，特別是要跟北約的伙伴維護好關係。

但拜登出訪歐洲的首要大事，應該仍是美國和歐洲如何共同應對中國，中國與歐洲雖相隔萬里，卻是全球議程的核心所在。

隨著中國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擴大「一帶一路」項目，經濟、軍事實力和外交影響力也在增強，會在各種場合與美國發生碰撞。

步入 2020 年代，考慮到中國將會發展壯大的規模以及技術水平，美國需要在中國崛起的同時，營造一個非常強大的由盟友、伙伴和朋友組成的網路，很顯然，中國在努力重塑世界秩序，將不利於美國和歐洲。中國還將增強專制國家的作用，削弱民主國家的影響力。

只有歐洲能在人口、地域和價值、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實力上才能滿足美國的需求，在兩個超級大國出現的冷戰中實現有分量的抗衡，別忘了，中國也在拉攏俄羅斯和伊朗建立自己的盟友圈。

面對中國，拜登應該向歐洲傳達哪些關鍵訊息？

首先看歐盟領導層，在我擔任北約軍事指揮官時以及之後的幾年裡，我與時任德國國防部長的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有過密切合作，如今，她是歐盟委員會主席，而在她擔任國防部長期間，我和她一起參加過幾場非正式的小型晚宴，其中一次在座的有位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科技領袖、一個中東大國的總理以及德國兩家大公司的執行長。

Ursula von der Leyen 說話極有力量，在德國不支持北約的一些決定上和選擇在阿富汗北部的國際部隊中起帶頭作用之間找到了巧妙的平衡。

即便那是在五年前，她還談論過中國和網絡戰的挑戰，以及北約必須如何提升自己來面對這兩者的挑戰，因此，拜登與她建立牢固的個人聯繫至關重要。

拜登如果與北約秘書長、前挪威首相 Jens Stoltenberg 維持良好關係，那麼也會對現任白宮政府很有幫助，幾週前我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次活動上與 Stoltenberg 會見時，他把中國與俄羅斯、網路和氣候變化一起列為最關切問題，不過，外交事務一直是拜登政府生涯的核心工作，他與其他國家高級領導人打交道時，這是個優勢。

實際上，美國在對待中國上拉攏歐洲，可以從軍事外交以及經濟方面著手。

在軍事接觸和外交方面，加強合作的最佳領域將是反擊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張，如法國和德國上個月已經承諾與美國合作在該地區進行自由航行巡邏。

在這些發展的基礎上，將歐洲拉向「四方安全對話」也合乎情理，歐洲在與印度的合作方面特別有幫助，尤其是一直在與印度迅速改善關係的英國。

面對中國，在經濟上結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美國和歐洲在貿易和技術上協調立場的程度，歐洲有人想通過《數位市場法案》(DMA) 來限制美國一些大公司的業務和技術實力。根據 DMA，美國實體企業將受到調查、商業行為干預以及極端水平的審查和監管，矛頭直指矽谷企業。

為了解決這些分歧，拜登同意歐洲已經提出的建立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的想法，若拜登真實支持這樣的一個委員會，那麼這將有力地向北京政府表明，白宮打算與和美國分享人權和政治自由核心價值觀的國家密切合作。

美國在世界各地擁有充滿活力和有能力的盟友、伙伴和朋友，這是白宮在面對北京時的比較性優勢，但只有在歐洲，美國才能在必要的規模上找到價值觀、經濟、軍事實力和技術的融合，以抵禦中國的威脅。

(本文作者 James Stavridis 為彭博專欄作家，他是已退役的美國海軍上將，曾擔任北約盟軍最高司令；其最新圖書為《2034：下一次世界大戰》；本文不代表彭博及合作夥伴之觀點)

(本文不開放合作媒體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