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期望在川普時代關稅戰和推特外交的大戲落幕後，拜登政府會在貿易問題上回歸正常，那麼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Janet Yellen) 有不同的想法。

葉倫週一 (5 日) 宣布期望達成全球最低公司稅率，這對「國際經濟秩序」造成的衝擊，幾乎可以與川普決定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相提並論。

兩個現象作為現代全球經濟的基本方面而存在關聯：

1. 在損益表的上半部分，通過將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其他新興經濟體，企業削減了營運支出。
2. 在損益表的下半部分，他們對稅項費用採取了同樣的做法，將利潤轉移到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愛爾蘭、荷蘭、盧森堡、新加坡和瑞士等低稅率地區。

現代跨國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很大一部分依賴於這兩項行動，因在截至 2018 年的十年間，僅僅七個用於避稅的離岸中心流經的外國直接投資就達到約三分之一，根據《愛爾蘭時報》的年度排名，愛爾蘭最大的四家公司分別是蘋果、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Facebook 和微軟在當地的子公司。

而在截至 2019 年的十年中，對於每 1 美元投向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光是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 (人口合計約 10 萬人) 就會收到大約 76 美分，顯示這種「投資」更多是以公司倒置重組和授予智慧財產權的形式進行，而不是建立真正的新業務，即便如此，這也對公司利潤以及政府徵稅收入產生了重大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 (OECD) 去年的一項研究，減少此類行為的改革措施可給各國帶來每年約 1000 億美元的效益，其他組織估計的數字還要高得更多。

葉倫不是第一個建議嚴厲打擊這種避稅行為的人，事實上，在 2008 年金融危機過後的最初幾年，此類行動就被認為是危機後政府預算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決此類活動也就成為了 G20 集團和 OECD 等國際機構的一個主要議題。

但若要說這些努力沒有取得任何效果，那就過於誇大其詞了。

事實上，雖然國際有關此話題的爭議一直沒有結果，但過去 10 年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實際行動，他們不再致力於防止利潤外流，而是改為降低自己的稅率，自 2008 年以來，37 個 OECD 成員國中就有 24 個降低了本國的企業稅率，只有 7 個成員國提高了企業稅率。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為該問題提供了部分解決方案。如果有國家可以將本國的稅率降到低於瑞士 (例如英國)，那麼該國家就消除了跨國公司將利潤轉移到那裡的主要誘因。

但問題在於，愛爾蘭的稅率僅為 12.5%，而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區根本不徵收企業利潤稅，故這是一場逐底競賽，已開發國家政府要想獲勝，就只能大幅度削減開支，或是將越來越多的財政負擔轉移到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選民的肩上。

葉倫嘗試解決這個問題是正確的，但要想取得進展，挑戰仍然很大，因為只要全球政府無法就企業避稅問題採取集體行動，那麼各個已開發國家中最富有的公司就會繼續從中大幅受益。

雖然美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有強大的話語權，且由於過去 10 年美國歷屆政府對美元的武器化，世界上各個國家都必須遵守美國的制裁規定，然而過去 10 年失敗的稅制改革，已使人們有理由懷疑真正的稅制變革是否會到來。

不管白宮目前如何說明與解釋，估計 2030 年公司稅率下行的風險，還是將大於上行。

(David Fickling 是彭博專欄作家，追蹤大宗商品以及工業和消費類公司，本專欄並不代表彭博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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